朱德总司令出席开国大典。
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毕生怀抱救国的雄图伟略，深怀对民众福祉的深切关怀。他以身作则，无时无刻不在为我们树立榜样，留下了诸多启示与深刻的思考。
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1928年4月25日，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与湘南暴动的余部踏上了井冈山。短短三天后，他们便与已在当地初创根据地的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余部实现了胜利会师。5月4日，朱德与毛泽东共同指挥的部队举行了盛大的会师庆典，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毛泽东被任命为党代表，而朱德则担纲军长。在巩固与拓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敌人不仅从军事层面对新生的革命政权施加压力，更在经济领域实施封锁，企图将红军战士困于绝境，令其饿殍遍野。
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坚持革命斗争，井冈山周围地区的党组织积极动员群众送粮上山，毛泽东和朱德也经常带领部队下山挑粮。1928年秋的一天，朱德带领战士们经黄洋界到宁岗古城去挑粮。以往每次挑粮朱德总是装得满满的，这次也不例外，一到古城朱德就抢先装粮，在装满两个箩筐后，又拿出随身携带的两个口袋装了大半加在箩筐上。这时，有个战士看到后心疼地说：“军长，您就少挑一些吧，我们大家多挑一些，您的份量就能补上了。”朱德坚定地回应：“为何要少挑？我能挑得动。”话音刚落，他便扛起担子前往秤重，结果显示总重达142斤。朱德的榜样作用激励着每位战士，他们纷纷将箩筐装得满满当当。
归途之中，众人目睹朱军长即便在军装浸透、扁担压弯身形之际，仍不失青年战士的风采。即便如此，他步履铿锵，神情专注，这份坚韧与认真不禁让众人深受感动与敬佩，士气倍增。不知从何时起，歌声在队伍中回荡，齐声唱道：“同志哥，扁担光芒耀，肩负粮食用心挑，毛委员在井冈山绘制宏伟蓝图，朱军长引领我等下山去分粮。”
1938年，日军侵入山西，对我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猛烈的围攻，同时亦对逃至晋西南吉县的阎锡山当局及其党、政、军机构施加压力，情势愈发紧张。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洞察阎锡山进退两难、犹豫不决的心理，果断决定，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同志从延安返回晋东南总部途中，派遣他亲自前往山西吉县，与阎锡山当局共同商讨抗日大计。
11月下旬，组织上为朱德一行准备了一辆大卡车，一路上经甘泉、鄜县（现富县），翻过黄龙山，到达宜川县城。从这里到黄河渡口没有公路，卡车不能再继续前行，只得转为步行。随行的留守兵团司令部侦察科长黄朝天和战士们弄来了两匹马，想让朱德乘坐。可是朱德却严肃地批评了黄朝天：“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难道都忘了吗？你们这样做是违反纪律的！应该把马退回去。我两条腿也能走。”朱德接着说：“我们要时刻铭记毛主席的教诲，坚持艰苦奋斗，传承光荣传统。别看我年纪大，来，让我们比一比，看我能不能跑赢你们这些年轻人！”说完，他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黄朝天无可奈何，只得让人将马匹归还，并迅速追赶，与朱德并肩前行。
行至中途，朱德转身面向战士们，语气深长地问道：“你们可还记得那场长征？”战士们异口同声：“当然记得，我们许多人都是从那条艰难的道路上走来的。”有人还激动地补充道：“我甚至在长征中见过毛主席呢。”话音刚落，众人纷纷附和。朱德不禁感叹：“那时候，我们面临的困难真是数不胜数。衣服是羊皮制成，食物只有豌豆叶和青草，连皮带、鼓皮都成了充饥的物资。鞋子穿坏了，就得光着脚走。路上，飞机在上空盘旋，前有敌人阻挡，后有追兵紧追不舍，左右又有敌人侧击。如今，条件好了许多，我们有汽车代步，跑这么一段路又算得了什么？但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战士们听后，心中明了，朱德这是用实际行动在教诲他们啊！
穿越黄河之波涛，朱德及其同仁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终点——吉县古贤村。在那里的十数日里，朱德日以继夜地接待着来自各界的访客，同时，在阎锡山主办的校尉级军官训练团中，他发表了题为《抗日战略战术与建立新军问题》的演讲。他积极地向阎锡山及其麾下、社会各界人士以及进步学生群体普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深入剖析了当时的抗战局势，引导他们为抗日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947年三月，为挫败国民党对我陕北与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毅然决定派遣刘少奇与朱德同志由陕北启程赴华北，并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至四月二十六日，朱德同志抵达晋察冀解放区，随即将主要精力投入土改运动与军事斗争两大领域。
一天，时任中共中央工委平山县土地改革实验组组长、土改工作团团长的张冬月等一行三人向朱德汇报工作，等汇报完后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朱德热情地招呼大家留下来一起到食堂吃饭。当天食堂供应包子，伙食管理员看到朱德等四人在一张餐桌前坐下，就另给他们端上了四盘菜和一盆鸡蛋汤。朱德看到这么多菜，不禁皱了皱眉头，让勤务员叫来了伙食管理员。他指着桌上的饭菜问道：“今日是何种饭食？”管理员答非所问，朱德便再次指向菜肴，追问：“这又是什么？”管理员更加困惑：“四菜一汤。”朱德语气加重：“包子内已有菜有肉，何须另加四菜一汤？”管理员略显委屈却坚持道：“今日总司令有客人。”朱德追问：“哦！客人的饭食就没有标准了吗？”管理员解释：“有，但总司令的客饭是实际消费的。”言下之意，总司令的客饭标准与普通干部不同。朱德闻言，严肃且激动地说：“原来是以我名义搞特殊！今后，大家都要遵循政府标准，不得搞特殊化。”面对食堂因职务差异而专为他和客人准备的“特殊饭菜”，朱德坚定地拒绝，并要求按照普通干部的客饭标准接待来宾。他的勤俭节约、不搞特殊的风范深刻地触动并教育了在场众人。
常谈为民服务精神。
朱德洗漱用品、旧袜鞋
朱德不仅对子女们的行为严格要求，而且常常循循善诱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一方面努力消除孩子们的特权思想，另一方面着重培养和树立其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他常对孩子们说：“要想真正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具备过硬的本领，而这离不开勤奋学习。若是空有口号，那为人民服务的承诺便只是一句无实质内容的空谈。”
1948年，朱琦子转业至铁道系统之际，朱德老人以其深沉的父爱叮嘱道：“你在军队中工作已有相当的经验，然而地方上的工作情形自是迥异。你必须深入基层，从头开始，脚踏实地地投入其中，方能在管理之道上有所领悟。”朱琦谨遵父训，抵达石家庄铁路局机务段后，他并未自诩为朱德之子，亦未试图借助父亲的声望谋取私利，反而心悦诚服地充当了一名学徒，自最基层的岗位做起，从司炉到驾驶员，每一步都坚实而稳重。
1953年的某个日子，铁路局的领导指派朱琦负责驾驶一列首长专列。列车停靠后，领导告知朱琦首长有见他的意向。朱琦急切之间甚至未曾更换衣裳，便火速赶往首长驻足的车厢。抵达后，他惊愕地发现，这位首长竟然是他的亲生父亲。朱德一见儿子，身上沾满了油污与汗渍，身着铁路工作服，立刻将他拉到身旁，满脸的喜悦溢于言表：“你已学会驾驭火车，这是极好的！掌握了一门技艺，更应、也理应更好地投身于服务人民的事业。”在分别之际，朱琦发现干净洁白的沙发上留下了自己坐过的黑印，羞涩地指向那片污渍，朱德露出一位慈父独有的关怀笑容：“无妨。我愿你继续深化政治学习，技术上亦当力求精进，莫因现状而自满，应保持谦逊与谨慎，工作更要脚踏实地，认真负责。”
刘健自幼便在朱德身边长大，1960年，他即将步入小学，却因学校离家较远，心生一念，想要乘坐外公的公务车上学。然而，朱德并未安排那辆常用于公务的轿车，而是安排了老王，一位三轮车夫，来接送他。刘健对此表示不满，大声抗议道：“这不是四个轮子的车，我要坐四个轮子的！”朱德闻声而出，温和而坚定地询问：“王伯伯，你像他这么大时，坐过汽车吗？”老王回答：“汽车没坐过，连三轮车也没坐过。以前我在有钱人家拉车，光着脚跑遍北京，却还是饿肚子。”朱德继续教导：“若都坐小汽车，国家要浪费多少汽油？你坐了车就高兴，吃了糖就舒服，还能爱劳动吗？”朱德意在警示，若纵容孩子的任性，恐养成懒惰的恶习。刘健听后，羞愧地低头不语。朱德轻拍其头，语重心长：“我像你这么大时，早就下地干活，帮妈妈分担家务。你们这么幸福，怎能变成只想懒散的孩子？”刘健听后，破涕为笑。到了二年级，朱德要求刘健乘坐公交车上下学，刘健欣然接受。
1963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学习雷锋的热潮。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早晨，朱敏的女儿带着家人回到家中探望父亲朱德。朱德便提议让他们替代服务人员，表示：“这些工作人员十分辛劳，今日理应休息。你们帮忙做一些事情，不可依赖现成之物。这便是学习雷锋的实际行动。”于是，朱敏的子女女婿承担了烹饪重任，而外孙们则主动投入房间清洁和洗衣工作中。朱德也在空闲时间，带着孩子们在他家院子里的小菜园里学习耕种，教授他们如何翻土、播种、施肥。朱德还对孩子们教导道：“作为劳动人民的子女，若不热爱劳动、不勤勉奋斗，怎能服务于人民？如今若不重视劳动，将来恐会厌恶劳动，远离人民。你们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到劳动的重要性，向工人和农民伯伯们学习。”
孙辈们长大后开始面对工作选择时，朱德很是关心，他积极地教育孩子们要端正就业观点：不要挑拣工作，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不管干什么都要安心自己的工作，干哪一行，就把哪一行搞好。”刘健参军后在1971年底回家看爷爷，朱德看着一身崭新军装打扮的刘健，严肃地说道：“到部队以后，要听从指挥，听首长的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让你去养猪、喂马，你干不干？”看到外孙一脸茫然，朱德解释道“: 养猪、喂马也是为人民服务，也要干好。”1973年，当部队领导把准备为刘健提干的消息报告给朱德后，朱德说道:“他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作为战士多锻炼几年对他大有裨益。”尽管这话听起来有些无情，但深入思考后，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朱德对外孙的深厚期望。1975年，刘健在当了五年士兵后，终于得以晋升为一名军官。
得知外孙刘康被分配至工厂工作，朱德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对刘康说道：“成为一名工人是极好的选择，人应当投身于工人和农民的行列。唯有劳动，方能得食。”他亦常对刘康进行教导，强调务必脚踏实地地从事基层工作，“切勿怀有官职之念，务必做个平凡的劳动者，做个出色的工人”。
严守勤勉简朴。
1953年，朱德北京家庭合影
1956年9月17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私心的人。”这是朱德身居高位时严格律己的基本准则，更是他贯彻共产主义信仰的真实写照。他用自己的言行为大家作出了表率。这位名列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的开国功臣，从不居功自傲，至始至终都对自己严格要求。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他坚决不要元帅工资，直至他去世的21年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跟随朱德多年的秘书郭仁后来回忆说：“朱委员长一生未曾领取过元帅的工资，直至他离世，我们才知道此事。”
朱德在生活中恪守着简朴的生活作风。即便身居要职，他的饮食依旧简单，日常饮食多为三菜一汤，两素一荤。这种“特灶”待遇仅限于他个人，而他的妻子康克清则常在普通食堂就餐。按照那时的标准，这已是中层干部的待遇。节假日，孩子们归家，全家才会聚在一起享用家常菜，但内容依旧不外乎寻常。清晨洗脸时，朱德总是提醒服务人员节约用水和金钱，强调自来水来之不易，不应浪费。他身着旧衣，破了就补，床单被褥虽已使用二三十年，但只要整洁干净，他就不愿更换。子女和工作人员若欲给他新衣新被，他总是表示，衣物被褥只要整洁干净即可，修补后仍可穿戴，何必购置新的？他认为为国家节省每一寸布料都是值得的，并感叹如今的生活条件已远胜于战争年代，那时一件衣服需穿很久。
1959年，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接见外宾较多，考虑到国际影响，工作人员准备为他做两套新衣服，好在参加外事活动时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装尚可，节省下来的资金何不用于国家建设？”在经过众多人员的耐心劝说与积极动员后，他方才勉为其难地同意购置一套新衣，且坚持自掏腰包。
在三年困难时期，朱德家中因宾客络绎不绝，导致粮食亏空了五十余斤。机关工作人员提议由单位补足所欠，尽管此举符合政策规定，朱德却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他坚决不愿接受特殊待遇，也不愿让国家为他多支出分毫。最终，朱德坚持与家人同甘共苦，选择以蔬菜替代粮食，硬是凭借这一方法，将亏欠的粮食悉数弥补。
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他还曾对孙辈们说：“我身为无产阶级，所使用的一切均为公产，即便我离世，亦当全部上交国家。在我心中，最宝贵的是屋内那张毛主席的画像，你们可以保留；而我阅读过的书籍，你们也可取去阅读。”
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朱德第三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为了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朱德多次书写“革命到底”的条幅以铭志。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时间。他每天睡眠时间很短，到了吃饭的时候，总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办公室。他总是说：“我能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这样可以为毛主席分担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女儿朱敏劝他：“你是近90 高龄的人了，这样会吃不消的。”他认真地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时孩子们也劝说：“爷爷，您要多保重身体。”而他总是回答：“有多少工作等待我们去完成啊！时间如此宝贵。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应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不顾生死，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自周恩来病情加剧之际，朱德便肩负起接待来访的外国政要及友好使团的要务。在周恩来逝世之后，朱德深感肩上担子加重，他不仅扩大了自己的工作范围，而且多次在公开场合郑重表示：“总理虽逝，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望绝不能有所降低。”“我国的生产力亦须持续提升，务必确保发展势头不减。”
在生命的最后半年里，朱德的外交活动频繁至数十次。他的最后一次外交活动发生在1976年6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与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会面。由于朱德并未接到推迟会面的通知，他在空调房中等待了超过一个小时。尽管身体已感不适，这位历经战火的老将军依然凭借顽强的毅力，出色地完成了会晤任务。在会面过程中，他的嘴角始终挂着亲切而得体的微笑。归家后，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感冒。经过几天的辗转，病情愈发恶化，于26日凌晨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尽管如此，朱德仍牵挂着下午的接待外宾工作，甚至向医生提出了请假申请。尽管医生和家人纷纷劝阻，朱德依然坚决要去，直至秘书告知外事部门已作出安排，他才得以安心。
十日之后，即1976年7月6日，朱德同志不幸与世长辞。这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虽已远去，但其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矢志不渝的奋斗历程，以及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倾注心血、身先士卒的崇高形象，却永远镌刻在了亿万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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